（图为座谈会议现场）

去年3月1日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正式施行。但现实中，遭遇家暴，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到手，是否真的可以“药到病除”？昨荔湾区法院邀请区妇联、公安、街道、人大代表等共同对反家暴法实施一年的相关情况进行座谈。法官反映，保护令执行细则目前还处于空白阶段；公安则表示，法律虽然规定了应当协助执行，目前却没有可借助的措施。

疑问

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有何难处？

法律这样说

《反家庭暴力法》规定，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，公安机关及居委会、村委会等应协助执行。

法官这么说

有法官表示，目前保护令具体的执行细节，还是一个空白。希望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中，能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同时，能做到及时出警制止暴力行为、进行调查取证，并将情况通知法院。不过，这些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引。

 

警察这么说

吴警官说出了公安机关的困扰，尽管法律授权公安协助执行，但公权力直接介入这类家庭纠纷，民警对当事双方有没有权威性不好说，法律也并未授权民警可采取强制措施，而具体如何配合执行，公安机关目前还没有可借助的措施。

现状

区法院一年仅发出两道保护令

记者获悉，反家暴法实施以来，荔湾区法院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纠纷4起，其中发出两份保护令，两宗被驳回。发出保护令的，一宗是因妻子孕期不堪丈夫打骂而申请，回访反馈的信息是夫妻双方和好，孕妇正待产；另一宗是因丈夫长期辱骂、跟踪、骚扰而申请，保护令发出后，起到一定作用。两宗被驳回的案件，则主要是因为申请人在遭遇家暴时未保留相关证据。

此外，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附带提出人身安全保护申请的有20起，法官向当事人阐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需另行立案后，因缺乏证据等因素，虽然没有最终立案，但为预防家庭暴力，法官在离婚诉讼中进行了劝导教育。

在这些案件中，肢体冲突占最大比重。被害人首先想到的是找居委会，占12人；其次是找妇联、民政部门，占5人；找公安机关的占4人。还有少数则是找对方所在单位或是选择沉默。有居委会代表称，还曾有家暴男性“受害人”前来“诉苦”，主要表现为冷暴力，比如妻子离家出走，找不到人。

关注

受害方证据意识有待加强

现实中，很多受害人往往口头上说遭受家暴，却并不能举证证明。法官表示，法院在认定家暴时，证据是关键，比如伤情照片、病历、邻居亲属的证人证言、公安机关受理和调查材料，以及居委会、妇联等组织疏导调解情况等。从证据的证明效力上来看，以报警材料和就医记录尤为关键。但现实情况是，由于家暴具有突发性，被害人很难当场进行录音、录像等措施。留存在国家机关的证据，受害人往往无法自己调取。

参会代表吴警官也表示，有时因案件还在办理中，相关材料直接给当事人，也有一定困难。有时民警接报到场后，双方可能担心违法受处罚，改变主意又不愿意去派出所，造成调查取证难。他补充说，如果受害一方在报警后未保留证据，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，可到公安机关补开报警回执。

尴尬

监护权并非说剥夺就剥夺

另外，反家暴法对发生在父母、子女之间的这类家暴亮出了“杀手锏”。根据规定，经近亲属或者居委会申请，可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，另行指定监护人。现实情况是，法官不敢轻易为之。

一些家庭中，实施家暴的是相对强势的父亲一方，而男性往往承担着一个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重任，一旦撤销其监护权，孩子该如何生活，另一方监护人对此可能并不满意。还有些家暴事件，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，如果撤销家长的监护权，孩子谁来管，在社会配套未完善的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撤销监护权决定很难作出。

案例

家属怕家丑外扬选择隐瞒

来自某居委会的代表谭女士讲述了一宗个案。其所在居委会曾接到一宗家暴线索，在一个单亲家庭中，爸爸和女儿以及爸爸的母亲共同生活，因夫妻矛盾，爸爸将怨气都发泄在了女儿身上，屡屡殴打女儿。奶奶发现孙女伤情后，反映到街道。但当街道家访时，家属拒绝接触，奶奶又产生顾虑，选择隐瞒实际情况。

为此，居委会找来义工对奶奶进行心理辅导和说服工作，奶奶最终才同意说出实情。街道这才找女孩爸爸的工作单位，同时动用社区民警做工作，将问题化解。此后，社工也定期对该个案进行跟踪。

尽管反家暴法规定了社区、学校等机构的报案义务，但因为担心家丑外扬等心理因素，外界往往难以发现家暴，有时即使找到线索也面临当事人的阻力。

期望

反家暴要建多方联动机制

吴警官认为，街道等接到家暴线索，也可以及时向公安部门反馈，便于存档、取证。法官则表示，法院在审理执行涉家庭暴力案件的过程中，需要公安机关、街道、妇联、民政等部门的共同支持。法院负责审理、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，公安机关负责调查、处置家庭暴力案件，妇联及街道基层组织负责建立辖区反家庭暴力档案，及时劝解、疏导，司法行政、民政部门负责紧急庇护、救助、提供法律援助。

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）